國內大循環工作推進會提出：“把發展的戰略立足點放在做強國內大循環上，以國內大循環的穩定性、成長性對沖國際循環的不確定性?！秉h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公報指出：“形成強大國內市場，構建新發展格局。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以創新驅動、高質量供給引領和創造新需求。”

　　做強國內大循環是以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或潛力為基礎，以滿足國內需求作為經濟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推動我國經濟行穩致遠、高質量發展的迫切要求。

　　大國經濟的特征是以內需為主導、內部可循環。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牢牢把握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努力探索形成新發展格局的有效路徑。

　　筆者認為，國內大循環的必要性在于4方面。首先，以內需為主導、內部可循環，既是大國經濟的獨有優勢，又是穩定經濟發展的治本之策。2024年我國最終消費支出占GDP的比重為44.5%，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為39.9%，相比于2010年的歷史低點（34.6%）提高了5個百分點，最終消費支出拉動國內生產總值增長2.2個百分點。但從橫向比較看，依然明顯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尤其是發達經濟體平均水平。其次，從投資結構看，我國處于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中期，高質量開展城市更新、推進碳中和，提升產業技術升級等投資空間廣闊，城鄉基本公共服務與公共產品的投資潛力巨大。再次，從對GDP增長的貢獻率看，做強國內大循環，可以充分釋放消費、投資需求，減少對外部市場的依賴，增強經濟韌性，推動經濟持續增長。最后，從出口、投資、消費“三駕馬車”對GDP的貢獻來看，長期以來，中國投資與出口占GDP的比重過高，全方位擴大內需正是對這一結構性失衡的修正。

　　全方位擴大內需是暢通國內經濟大循環的戰略支點。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擴大內需，既關系到經濟穩定，又關系到經濟安全，不是權宜之計，而是戰略之舉。從實際作用的角度看，做強國內大循環的作用主要體現在3個方面。

　　首先，有利于在極端情況下保證我國經濟基本正常運行和社會大局總體穩定。歷史經驗顯示，在外需波動較大（如2008年金融危機、2020年新冠疫情期間，出口增速大幅下滑），而內需（尤其是消費）具有更強的穩定性時，做強國內大循環，既有利于形成自主可控的產業鏈供應鏈，又有助于改善和塑造我國的地緣經濟與貿易環境。

　　其次，全方位擴大內需可破解國內大循環的“核心堵點”。當前，國內大循環的堵點集中在供需錯配、交易效率低等方面，需通過需求升級（如綠色、智能、高端產品的需求）牽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如企業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破解供需錯配；通過“流通革命”（如電商下沉、冷鏈物流、供應鏈金融）降低交易成本，提升流通效率。

　　最后，有利于增強國際競合新優勢。國內市場越強、循環越順暢，越能形成對全球資源要素的引力場，越有利于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越有利于形成參與國際競爭和合作的新優勢。

　　目前，我國宏觀經濟運行困難的實質是有效需求不足與產能過剩，消費增速放緩和物價疲弱則是表象。做強國內大循環，短期要落實落細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長期則要圍繞全方位擴大內需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一是把增加收入作為擴大內需的前提。影響消費的因素較多，而收入是首要、就業是前提、社保是基礎。把高質量充分就業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優先目標，使高質量發展的過程成為就業提質擴容的過程，同時，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構建就業友好型發展方式。要多渠道增加城鄉居民收入，與GDP（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保持一致。

　　此外，社保保障水平不高、公共服務發展不充分也影響了消費。民眾對高質量的教育、醫療、養老服務有著旺盛的需求，要加快向民營資本開放教育、醫療、養老等服務性行業。

　　二是優化供給質量，讓供給更好匹配需求升級。供給優化不是簡單的“生產更多產品”，而是讓供給能力與需求升級同頻共振。一方面，傳統產業實現向高端躍升，如紡織業從“低端代工”轉向“功能性面料（抗菌、防曬）”提升附加值；鋼鐵業從普鋼轉向特種鋼（新能源汽車用硅鋼）。另一方面，新興產業實現“擴容增效”，聚焦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醫藥、量子信息、腦機接口、衛星互聯網、人形機器人等，填補高端供給缺口；服務業實現“提質擴容”，如推動生產性服務業（研發設計、金融科技）和生活性服務業（醫療康養）向專業化、高品質轉型，在擴大商品消費的同時，推動服務消費擴容。為此，需要強化企業科技創新主體地位，推動新型科技企業發展。

　　三是統籌好投資與消費的關系，提高國民經濟運行的質效。要保持國民經濟的暢通循環，必須保持生產、分配、交換、消費4個環節的動態平衡，持續不斷提高國民經濟運行的質效。若經濟循環暢通，物質產品和社會財富將持續增加，實現供需有效平衡，國民經濟運行將形成螺旋式上升的良性發展過程；反之，則會影響經濟運行的質效。統籌供需之間的動態平衡關系，需要供需兩端同時發力、協調配合，實現國民經濟良性循環。

　　四是全國統一大市場是暢通國內大循環體制基礎。通過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把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巨大內需潛力充分激發出來。推動市場基礎制度規則統一、市場監管公平統一、市場設施高標準聯通，建立健全統一大市場建設的各種制度，實行全國統一的市場準入的負面清單制度，消除在市場準入方面遇到的障礙，實現資源要素的高效配置。

　　五是做強國內大循環決不是封閉運行，而是以國內市場為主體、推動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穩步推進制度型開放，重點是在服務業開放、數字貿易、競爭政策、知識產權、政府采購、環境保護等領域開展國內規則、規制、管理和標準的國際對接，核心是“邊境后”規則的國際對接，這是一個系統工程，涉及面廣泛且錯綜復雜，要綜合考量，實現制度型開放與全面深化改革有機結合，積極穩妥有序推進。以自貿試驗區、自由貿易港為平臺持續打造制度型開放試驗田，與高標準國際通行規則相容相通，實現內外循環相互促進。

（何立勝系中國浦東干部學院教授，楊志強系中國浦東干部學院博士，均為上海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基地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