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收入是經濟晴雨表。新中國成立70年間，財政收入從62億元增至約26萬億元，增長4100多倍；財政支出則從68億元增至約30萬億元，增長了4400多倍。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葉青告訴第一財經記者，財政收入快速增長折射了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從一個貧窮落后的國家，成為經濟規模居世界第二的大國，其中財政對經濟發展的支撐非常重要。
第一財經梳理近70年經濟數據發現，財政收入快速增長與經濟增長趨同。
“國家財力逐步增強是經濟發展的結果；政府有強大財力是政府治理能力的基礎。”中國政法大學財稅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說。
財政收入與經濟增長成正比
占GDP比重隨改革變化
從歷年GDP和財政收入增速看，經濟增長越快，財政收入增長越快，反之則越慢。
1950年我國財政收入約62億元，2018年這一數字(窄口徑，僅指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躍升至183352億元，后者是前者的約2956倍。如果加上2018年政府性基金收入75404億元，那么2018年財政收入達258756億元，是1950年財政收入的4173倍。
財政收入走勢，折射出不同經濟社會發展階段下財稅體制的變革。
新中國成立之初，百廢待興，財力分散薄弱，在計劃經濟時期建立了“統收統支”的財政體制。這反映在財政收入占GDP比重維持在較高水平，1960年達到39.3%最高點。
1978年以后，改變了經濟管理體制中權力過于集中的狀況，財政分配開始“放權讓利”，中央與地方“分灶吃飯”。企業和個人在國民經濟收入中的分配比重提高，政府收入比重下滑。1978年財政收入占GDP比重逐步下滑，從31.1%下滑至1993年的12.3%。
施正文稱，這一時期全國財政收入占GDP比重和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比重迅速下降，中央財政十分困難，甚至向地方借錢過日子。這導致中央政府宏觀調控能力大幅下降，全國無法形成統一開放的市場。
為了改變這一局面，中國推出歷史上最具深遠影響的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改變了此前的財政包干體制。
1994年推出的分稅制改革是新中國成立以來范圍最大、調整力度最強、影響最為深遠的一次財政體制改革。它正確地處理了中央與地方分配關系，促進國家財政收入合理增長。合理調節地區間財力分配，加強中央集權，維護全國統一市場和企業平等競爭。
葉青表示，分稅制改革后，保證中央和地方收入的穩定，財政收入占GDP比重逐步提高，這跟中國體制機制變革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
受這次改革影響，財政收入占GDP比重在1995年觸及歷史10.3%最低點后，逐步上升至2013年(注：按統計局同口徑，財政收入僅指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最高點22.7%。
2013年之后，為了減輕企業負擔，減稅降費規模越來越大，2019年達到歷史罕見的2萬億元。受減稅降費影響，財政收入占GDP比重有所下滑。2018年這一數字降至20.3%。
財政收入步入中低速增長，財政支出結構調整
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受此影響和1994年分稅制改革，中國經濟進入高速發展期，財政收入連續20多年保持兩位數增長。
2013年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經濟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財政收入也進入中低速增長。2013年以來財政收入增速開始逐步放緩至個位，2018年為6.2%。
“由于經濟體量和財政收入基數大，6%左右的增長依然是較高的數字。近些年為了給企業減負，減稅降費力度越來越大，財政收入增速明顯下滑，但企業負擔減輕有利于激發市場活力。”施正文說。
稅收收入是財政收入主要來源，近70年稅收收入的變化背后也折射出稅制改革的影響。
以目前第一大稅種國內增值稅為例：
1984年增值稅正式設立；1985年增值稅收入約148億元，占稅收收入比重約7.2%，此后比重逐步提高；1994年分稅制改革以完善增值稅制度為主，增值稅征收范圍擴大；2004年開始由生產型轉向消費型經濟，2009年固定資產進項稅可全額抵扣，增值稅占比逐步下滑。
隨著2012年營業稅改增值稅試點啟動，到2016年營改增全面推開，增值稅占比從2015年最低值24.9%提高至2018年39.3%。隨著新一輪增值稅制度深化改革啟動，減稅和稅制完善成為最大亮點，增值稅稅率大幅下調，進項抵扣范圍不斷擴大，增值稅占稅收收入比重有望進一步下降。
另一方面，從支出角度也反映著中國經濟結構和財政角色的變遷。
改革開放之前，我國屬于生產建設性財政，國家承擔著發展工業、增加農業投入、擴大基礎設施等建設重任，財政用于這方面支出比重較大。改革開放之后，中國逐步轉變為公共財政，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和就業等民生保障類支出比重不斷加大。
新中國成立初期，基本建設支出占財政支出比重普遍超過30%，最高的年份超過50%，1978年這一比重為40%。改革開放之后，這一比重逐步下滑后趨于穩定，2006年為12%。
與基本建設支出占比下滑相反，財政用于民生保障類支出占比不斷提升，不少省份民生保障類支出占比達百分之七八十。
比如，2018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約22.1萬億元，其中教育支出約3.2萬億元，占比約14.5%；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約2.7萬億元，占比約12.2%；醫療衛生與計劃生育支出約1.6萬億元，占比約7.2%。
土地收入從1萬億到6萬億元
在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之外，政府性基金收入規模近些年也不斷擴大，尤其是2008年土地出讓收入全額納入預算管理，政府性基金收入不斷攀升。
根據財政部數據，2008年全國政府性基金收入約1.56萬億元，其中地方政府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等收入約1萬億元，占基金總收入比重約64%。隨后幾年數據呈現波動上升態勢，到2018年，全國政府性基金收入約7.54萬億元，其中地方政府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等收入約6.51萬億元，占基金總收入比重約86%。
“地方賣地收入是地方政府非常重要的財力，近些年房價上漲帶動土地出讓價格攀升，直接驅動賣地收入大幅上漲。”葉青說。
近十年中，2009年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同比增幅最高，達108%。當時官方解釋是，收入增長主要是土地供應增加、地價總體水平上升以及收入管理加強等因素所致。
1998年中國啟動費改稅之后，地方收費權力被抑制，越來越依賴土地出讓收入。土地財政為城市發展和建設提供巨額資金，推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也帶來一些弊端。不少專家認為土地財政不可持續。
“未來隨著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推進，房地產稅推出，土地出讓收入制度會有重大變化，規模可能會逐步減小。”施正文說。
在施正文看來，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的支柱，70年里財政收支數據變化背后反映了中國經濟發展階段的不同，而這又跟財稅體制改革、國家治理理念變革緊密相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