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 力

　　編者的話:方向決定前途,道路決定命運。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以一往無前的進取精神,在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艱辛探索。實踐證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我們要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就要有志不改、道不變的堅定,一以貫之堅持走自己的路,不斷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一、1978年以前的探索與實踐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的成立,結束了近代一百多年來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中華民族以新的面貌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沒收官僚資本、統一財經等一系列重大舉措,為新中國奠定了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基礎。但是,中國生產力水平落后、人均資源匱乏的貧窮落后問題仍然十分突出。如何解決“吃飯”問題,突破“貧困陷阱”,實現經濟發展的“趕超”,以保證國家的安全和民族的復興,在民主革命和國民經濟恢復任務完成以后,就擺在了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面前。

　　新中國成立之初是一個典型的傳統農業大國,一些農戶在正常年景下,溫飽問題尚不能解決。另外,工業產值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占比不到20%,而且是以輕工業為主。工業不僅自我積累的能力非常有限,而且不能夠適應國家安全的需要。根據當時的情況和需要,我們黨確定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

　　經濟極端落后和非常有限的財力,與即將開始的優先發展重工業建設所需要的資金之間存在著巨大的缺口,而當時新中國又必須加快工業化的步伐。在嚴峻形勢下,西方國家政治與經濟上的孤立和封鎖,決定了新中國只能主要依靠自身實行迅速而大規模的資本積累來啟動工業化進程,而有限和分散的農業剩余幾乎是獲取這種積累的唯一途徑。為了優先發展重工業和加速工業化,中國就需要建立起一個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以確保國家擁有強大的資源動員和配置能力。統購統銷政策出臺,農業合作化和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步伐的加快,都是加快工業化的產物。

　　應該指出,在1978年改革開放以前的探索中,以“自力更生”和高積累為手段、以優先發展重工業為目標的超常規發展,雖然導致了各個方面的緊張和工農業關系的失調,人民的生活水平長期得不到提高,但是也的確取得巨大成就:第一,在短時期內建立起相對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第二,在某些方面實現了跨越式發展,建立起強大的國防工業,擁有了“兩彈一星”;第三,通過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改造和投資,為后來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其中尤其以農田改造、水利建設和重工業發展最為突出,保證了20世紀80年代農業的高速增長和城鄉輕工業的快速發展;第四,通過強制性地推廣低成本、覆蓋全社會的初等教育和醫療保障,提高了人力資本。

　　此外,這個時期社會主義所具有的“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也體現出來,如:通過“大會戰”的方式實現了石油工業的飛速發展;通過“集體攻關”的方式加速了科技創新;通過“三線建設”縮小了沿海與內地工業發展的差距;等等。但就總體而言,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國際環境的改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已經呈現出成本上升和效益遞減的特征,越來越不能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

　　二、與時俱進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逐漸認識到,以單一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為特征的計劃經濟體制不僅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使人民群眾生活長期得不到改善,也不利于充分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因此,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鄧小平同志一再強調要大力發展生產力和改善人民生活。1980年4月,他指出:根據我們自己的經驗,講社會主義,首先就要使生產力發展,這是主要的。只有這樣,才能表明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社會主義經濟政策對不對,歸根到底要看生產力是否發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這是壓倒一切的標準。空講社會主義不行,人民不相信。

　　迅速改善人民生活的迫切愿望,以及發現中國與世界發展的差距正在拉大的巨大壓力,成為中國共產黨在1978年以后突破傳統束縛、推動改革開放的最大動力。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共產黨在充分汲取過去經驗教訓的基礎上,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突破前30年形成的發展模式,實現對傳統社會主義理論帶有根本性的突破和創新,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而同時,國際環境的變化、改革開放的成效和國內經濟發展的水平也為其提供了客觀條件。

　　其一,根據戰后30多年來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的變化,中國共產黨提出了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主題,改變了我們過去對外部環境的認識。從而使得中國敞開胸懷、擁抱世界,打開國門搞建設。

　　其二,國際環境的緩和與保障國家安全能力的具備,也為改變國內長期實行的優先發展重工業戰略和高積累政策提供了可能。改革開放后,中國共產黨開始調整農、輕、重關系,并通過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普遍提高職工工資來擴大消費。

　　其三,與上述協調發展和提高人民消費水平目標相匹配,進行“放權讓利”的體制變革,允許地方政府、企業和人民群眾“八仙過海,各顯神通”。而這種改革自然也就從過去束縛最多的農業開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普遍推廣和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不僅從根本上改變了農村經濟的微觀機制,也為城市改革提供了榜樣和示范。于是,在“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引導下,加上“放權讓利”的制度和政策保障,在20世紀80年代形成了上下結合的強大改革動力,突破了單一公有制、計劃經濟等的束縛,從而為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奠定了微觀經濟基礎。

　　其四,從“放權讓利”和農村改革一開始,就自然出現了市場調節,長期受到抑制的市場因素迅速復活,并日益顯示出其調節經濟的靈活性、及時性和有效性,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所有制結構及實現形式的多樣化,市場機制調節的范圍和配置資源的作用越來越大。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從1978年到2011年,中國經濟年均增長率接近10%,經濟總量在世界各國中的排名躍升至第2位。這不僅開創了中國經濟發展史上前所未有的“高速”時代,也是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的一個奇跡。但是,在人民收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的同時,階層之間、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斷拉大。黨的十六大以來,中國共產黨開始高度重視構建和諧社會并提出科學發展觀,重視提高人民收入、改善分配結構,使經濟發展成果為全體人民共享。

　　總之,經過新中國建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后幾十年的探索,中國共產黨再一次向世界證明:社會主義可以與時俱進并且有著巨大優越性。這種優越性不僅體現在其經濟體制比資本主義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可以充分發揮國有經濟、民營經濟、外資經濟的積極作用,可以有機地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并獲得共贏;而且還體現在其所具有的強大經濟發展動力和充分利用各種資源的能力上。

　　三、堅持和拓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奮勇前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越走越寬廣。

　　在政治建設方面,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將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放在突出位置,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黨的十九屆三中全會強調:全黨必須統一思想、堅定信心、抓住機遇,在全面深化改革進程中,下決心解決黨和國家機構職能體系中存在的障礙和弊端,加快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更好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

　　在經濟發展方面,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中國長期以來形成的外延性、粗放型發展方式必須轉變。從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歷史和工業化規律來看,當一個國家的工業化進入成熟階段后,那種趕超型的后發優勢、勞動力轉移和資源配置優化的“紅利”開始消失,而有效需求不足、產業升級所導致的傳統產能過剩和“資本沉沒”,都會使得經濟增長速度轉入中速或低速。我國經濟經過長達30多年的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長,開始進入調整期。另外,從世界經濟來看,從2008年開始,也進入了一個增長緩慢的深度調整期,而已經高度融入世界經濟的中國,也必然要受到其影響。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與這種新的發展形勢和要求相適應,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必須牢固樹立并切實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而且,這些年來通過“一帶一路”建設和推動經濟全球化健康發展,使對外開放更加擴大和深入。總之,中國正通過全面深化改革開放來激發澎湃動力,克服資源環境壓力加大、產業結構升級陣痛、世界經濟增長乏力等困難,向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邁進。

　　在消除貧困方面,黨的十八大以來實現了重大突破,并制定了時間表。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堅持共享發展,必須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增強發展動力,增進人民團結,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消除貧困、改善民生、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我們黨的重要使命。“十三五”規劃綱要提出,“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不僅充分體現了全體人民共享發展成果的理念,也顯示出黨中央迎難而上、敢于啃硬骨頭的決心。從目前脫貧攻堅戰的進展來看,中國是可以在2020年實現脫貧目標的。

　　總之,新中國70年的艱辛探索和成功實踐,不僅使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而且向世界展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生命力,使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的中央。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時代的選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當代中國大踏步趕上時代、引領時代發展的康莊大道,必須毫不動搖走下去。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副所長)